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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資優生成了加州賣魚少年

七○年代的台灣處在一個不確定的年代，那正是我接受小學教育的時空環境。民國60年，我五歲，那年政府退出聯合國，整個台灣沉浸於恐共和擔心兩岸發生戰爭的氛圍裡，每個有辦法的父母無不設法把孩子送到美國去讀書，藉此沖淡對台灣未來的不確定感。而在彰化開設診所的父母，也被這種政治恐慌所影響。

那時，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院長，大量增加台籍內閣閣員，逐步展開本土化政策。隨後實施十大建設，政府推出一連串在台灣勵精圖治的措施，教育部更開始實施第一階段的資優教育的實驗性研究班（當時也叫天才班）。這項計畫讓我在民生國小一年級時，就因為優異的成績被推選參加資優班的入學考試。當時全台灣設置了九間資優班，其中只有一班在彰化，在四千多名應考人中錄取3 6人。那次考試錄取標準是130分，滿分1 5 8分，我則考了1 5 3分。此外，我喜歡繪畫、拉小提琴、彈鋼琴．．．這樣多才多藝的表現使我成為父母眼中表現突出的資優兒童。在彰化鹿港名畫家許輝煌老師的指導下，還曾報名參加繪畫比賽，所繪「運動會」畫作得到小學組世界第一名，更加深了父母對我的信心。出國留學的風潮受到台灣國際形勢的影響，移民潮一波又一波地興起，美國、紐澳、巴西、加拿大、多明尼加．．．不管是大國小國，投資移民還是技術移民，只要有辦法好像就應該到國外拿個保單。而其中，美國當然是移民風潮中的首選。對開業中的父親來說，舉家移民自然是不可能的事，但是把孩子送出國卻是不錯的選擇。眼看著親戚、朋友紛紛把孩子送往美國，留日學醫的父親雖然從沒到過美國，但為了孩子的未來，在與母親商量後也動了念頭，想盡各種方法要把我送到美國讀書。

當時，我九歲。
九歲應該還是一個看卡通影片，跟父母撒嬌，跟哥哥耍賴鬥嘴的年齡。而對一個從沒出過國門，A B C一個都不認得的小學三年級生來說，迪士尼就代表著美國，當時的我想著：能到迪士尼去讀書，那是多棒的一件事呀！

跟台灣說再見

依照父母的計畫，我到了美國加州的洛杉磯（L o s A n g e l e s），將跟已經三十來歲，沒有結婚的大姐同住。父親為了讓我們有個安身之所，特別在加州的Alhambra第八街買了一間公寓。至於投資項目，則由負責辦手續的公司幫忙介紹。父親心想，只要能讓孩子順利進入美國中學讀書，不管付出多大的代價也在所不惜！

小學畢業那年，我十二歲，父親帶我坐上飛往美國的班機。當年出國對於彰化人來說是一件大事，全家親戚朋友除了在成功嶺當兵的哥哥不能請假外，全家包下了一台遊覽車，風光的到松山機場送我。看著出國當天自己在機場留下的照片，稚嫩的臉龐寫滿了無憂無慮，完全不知天高地厚。那天，是1 9 7 9年8月2 1日，我成了名副其實的小留學生，美國人叫我們做「降落傘小孩（Parachute Kids ）」。

原來父親不是萬能的
父親和我都是第一次踏上美國的土地，對美國環境十分陌生，他德文強過英文，開起車來也不太順，許多事情一旦沒有大姐協助，我倆就幾乎動彈不得。好在大姐那時已經在美國生活了好一陣子，我們的日常應對在大姐的協助下還不成問題。那是我第一次發現在心目中近乎萬能的父親，原來也有如此軟弱的一面。

父親帶我到Romona Jr. High School初中學校註完冊後，陪我在美國待了一個月左右，那是我跟父親最親近的一段日子。原先對他的畏懼感減少了，我開始敢跟他多講一點話。他也帶我到家裡投資的魚店幫忙。他會一邊在店裡整理漁貨，一邊告訴我：「家裡幾乎把所有的錢都投資到這家店了，一定要成功！」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總是幫人看病的父親，做著跟他的專業差距這麼大的事情。那段日子我天天跟父親睡在同一張床上，空閒時他跟我一起看電視，教我玩跳棋和暗棋，我們常常一起玩到半夜。自從比較不怕他後，我開始問一些稀奇古怪的問題。有一次想起學校同學和老師吃飯時都需要禱告，我問父親：「人到底應該信什麼教比較好？」他說：「宗教都是教人做好事，信什麼教都好！」這樣開放的宗教觀念，讓我牢記在心。

父親在返台前一天把護照交給我，叮嚀著：「護照給你了，不能跑回來喔！」他的叮嚀讓我狐疑，心想：美國是大家眼裡的天堂，既然已經到了天堂，我為什麼會想回台灣？少不更事的我，對自己即將面臨的挑戰一無所知。

到了送父親回台上飛機那一刻，我告訴他我會在機場的一個角落跟他招手，要他記得也跟我揮揮手。站在洛杉磯機場的角落，我看著載著父親回台灣的飛機起飛，飛得越來越高，最後消失在天際線裡。我的臉上，不知不覺地已佈滿了淚水。整整一個禮拜，每天晚上我抱著父親蓋過的棉被哭，哭到睡著。這些，大姐都不知道。